“就差一点点，一切都要很了。”
3月26日，朱莉的人生被房产新政划分成和破碎。
朱莉29岁，在这之前，她一直觉得自己幸运，美国留学回国，获得一个北京户口，重逢幼年时的小镇青年罗琦收获爱情，规划了樱花季去日本蜜月。 她看到一处房子，十分喜欢。罗琦的商住房卖掉付首付，她支付了50万定金，以后一起还贷款。
3月16日他们领证结婚，3月17日北京购房新政出台，简称“317”新政。3月24日朱莉收到商住房买方——70后夫妇的10万定金，付给民用房卖方——60岁大爷全部定金。3月26日，商住房限购令出台。 70后夫妇失去购买资格，60岁大爷已难卖出的房子，朱莉无力支付首付。经过煎熬的谈判，赔了20万，取消蜜月旅行，罗琦仍旧背负着商住房近70万欠款。
朱莉电话里又哭了，她感觉她和她的上下家，一环一环地都被套住了，“我很内疚，我本来是个很谨慎的人，应该再谨慎一点。”
朱莉1988年出生，山西人，2015年底结束美国研究生的留学生涯。回国前，朱莉卖掉了在美国使用的汽车、电脑等物品。 朱莉来到北京，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上班，怀揣着“变卖汽车”存下来的20万元。 作为公司引进的海归人才，她有资格享受北京的优惠政策。2016年提交申请，排队，2017年初拿到北京户口。朱莉落下户口的时候，正值北京房价飙涨之时。 2016年10月份，1987年出生的山西人罗琦，在研究生毕业后，举全家之力购买了一套位于回龙观的84平米商住房。285万全款支付，罗琦选择了一种借贷方式：先向亲友借款，再向银行抵押房屋贷款还钱。
这样操作后，罗琦欠亲友30多万元，欠银行37万元及利息。 罗琦没有北京户口，也觉得自己不太可能有资格买北京民宅。彼时，商住房也每天都在涨。 罗琦心慌，决定先买。
朱莉在北京遇到罗琦，他们高中毕业后各奔东西。那时，罗琦正在办理商住房房产证。 2017年3月16日，朱莉和罗琦领证结婚，婚礼定在春夏之交的5月份，蜜月旅行选在了樱花烂漫的日本。 他们决定将罗琦的商住房换成民用房。既然朱莉有北京户口，当然要买民用住房，将来孩子可以在北京。
领证的第二天，北京出台了“认房认贷”的“317”购房新政，对首付和贷款都做了调整规定。朱莉和罗琦选定的婚房是位于龙泽的新建小区，87平米，阳光很好，朱莉很喜欢。 房主是一位60多岁的北京大爷，急于用钱，以低于市场价20多万的价格，将房子卖给这对年轻夫妻。老人要以房换房，搬到距离儿子近一些的亦庄居住。 这套房子485万。
朱莉很高兴，比市值少了20多万，她想迅速签下合同。他们商定定金50万元，首付300多万元，剩下的100多万元贷款。 3月14日朱莉交付了20万元定金，3月24日该交第二笔定金30万元时，朱莉有些犹豫。她问中介：“万一我的商住房卖不掉怎么办？我就没有钱交首付了。” “没有卖不出的房子，只有卖不出的价儿。到时候降个一、二十万，肯定能卖出去。”中介强调，就以往市场的理性判断，正确的做法一定是先买再卖，先卖再买是错误的。 第二笔定金30万元是朱莉母亲出的，交完定金，同一天，朱莉收到了商住房买家支付的10万元定金，并签订了一份甲乙丙三方的合同，后一步的网签定在3至5天，完成房屋核验之后。 罗琦的商住房，买家是一对70后夫妇，他们名下各有一套房，即使假离婚也没有资格再买民用住房。 这对夫妇举两个全家之力，花费385万元买下了罗琦的房子。 朱莉说，他们两个人名下的两处房子加起来不到50平，买这套房子是为了给老人养老。 3月26日，北京商住房限购政策出台。“对，‘326’。”罗琦说，一个‘317’，一个‘326’，就是这两波新政……” “326”同样要求“认房认贷”，在京无房是一个首要条件，70后夫妇失去了购买资格。 朱莉答应10万元定金全额退还。 朱莉向律师咨询，这种情况并不属于合同中的“不可抗力”，朱莉可以只退5万定金，也可以要求违约金。 朱莉同样面临着非合同“不可抗力”，但那是“事实上的不可抗力”。他们已经没有钱支付首付。
60岁大爷准备起诉朱莉违约，除了定金50万元不予退还，还有47万元违约金。 朱莉想，“一个北京本地的老大爷，和我在北京打官司，我肯定不占。”律师也告诉她，根据已经签署的合同，朱莉填写的贷款数额是88万元，考虑到政策影响，贷款的年限降低，贷款差额只有7万元，这不足以被认定为无效合同。 但在现实中，朱莉已经无力支付300多万元的首付款，即使作为京籍首套房，朱莉能够支付35%的首付款，同时作为一个刚刚工作一年半的应届生，工资低，贷款超限也贷不了。
3月30日晚11点多，朱莉终于和甲方和解，老大爷退给朱莉定金30万元，朱莉还给了妈妈。“留学已经花光了家里的积蓄，现在只觉得对不起爸爸妈妈。”
中介也将13万元中介费全额退给了朱莉。“以前都说黑中介，没想到中介会这么好，他们一直觉得很抱歉，不知道政策会是这样。” 但朱莉觉得他们以前说得不对，“先买后卖和先卖后买，怎么都不对。” 老大爷的房子已经从3月14日的市价500万左右，涨到了540万左右。“其实我毁约对他有好处，我要是他，就不会这么为难别人。”朱莉后来才得知，“中介已经没时间卖房了，现在有两万多个纠纷单要处理。”这是朱莉的中介经理告诉她的。 老大爷的房子即使涨钱，再挂上去也很难卖出。“中介说，价格上去了，但是成交量下来了90%，这些天基本休市了。” “估计大爷的房也砸手里了。”知道这种情况，朱莉也不怎么怪他了。“全都一环一环被套住了。” 这可能是的结局。 朱莉刚刚退了一张去往重庆的机票，她本来约好朋友来一次结婚前的单身旅行。她也取消了去日本的蜜月旅行，准备过省吃俭用的生活。
一个名为房东俱乐部的账号3月31日7点06分发了一条微博：“我们每一个人在时代洪流、社会机器面前，都显得卑微、渺小。”
“就差一点点，一切都要很了。”
3月26日，朱莉的人生被房产新政划分成和破碎。
朱莉29岁，在这之前，她一直觉得自己幸运，美国留学回国，获得一个北京户口，重逢幼年时的小镇青年罗琦收获爱情，规划了樱花季去日本蜜月。 她看到一处房子，十分喜欢。罗琦的商住房卖掉付首付，她支付了50万定金，以后一起还贷款。
3月16日他们领证结婚，3月17日北京购房新政出台，简称“317”新政。3月24日朱莉收到商住房买方——70后夫妇的10万定金，付给民用房卖方——60岁大爷全部定金。3月26日，商住房限购令出台。 70后夫妇失去购买资格，60岁大爷已难卖出的房子，朱莉无力支付首付。经过煎熬的谈判，赔了20万，取消蜜月旅行，罗琦仍旧背负着商住房近70万欠款。
朱莉电话里又哭了，她感觉她和她的上下家，一环一环地都被套住了，“我很内疚，我本来是个很谨慎的人，应该再谨慎一点。”
朱莉1988年出生，山西人，2015年底结束美国研究生的留学生涯。回国前，朱莉卖掉了在美国使用的汽车、电脑等物品。 朱莉来到北京，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上班，怀揣着“变卖汽车”存下来的20万元。 作为公司引进的海归人才，她有资格享受北京的优惠政策。2016年提交申请，排队，2017年初拿到北京户口。朱莉落下户口的时候，正值北京房价飙涨之时。 2016年10月份，1987年出生的山西人罗琦，在研究生毕业后，举全家之力购买了一套位于回龙观的84平米商住房。285万全款支付，罗琦选择了一种借贷方式：先向亲友借款，再向银行抵押房屋贷款还钱。
这样操作后，罗琦欠亲友30多万元，欠银行37万元及利息。 罗琦没有北京户口，也觉得自己不太可能有资格买北京民宅。彼时，商住房也每天都在涨。 罗琦心慌，决定先买。
朱莉在北京遇到罗琦，他们高中毕业后各奔东西。那时，罗琦正在办理商住房房产证。 2017年3月16日，朱莉和罗琦领证结婚，婚礼定在春夏之交的5月份，蜜月旅行选在了樱花烂漫的日本。 他们决定将罗琦的商住房换成民用房。既然朱莉有北京户口，当然要买民用住房，将来孩子可以在北京。
领证的第二天，北京出台了“认房认贷”的“317”购房新政，对首付和贷款都做了调整规定。朱莉和罗琦选定的婚房是位于龙泽的新建小区，87平米，阳光很好，朱莉很喜欢。 房主是一位60多岁的北京大爷，急于用钱，以低于市场价20多万的价格，将房子卖给这对年轻夫妻。老人要以房换房，搬到距离儿子近一些的亦庄居住。 这套房子485万。
朱莉很高兴，比市值少了20多万，她想迅速签下合同。他们商定定金50万元，首付300多万元，剩下的100多万元贷款。 3月14日朱莉交付了20万元定金，3月24日该交第二笔定金30万元时，朱莉有些犹豫。她问中介：“万一我的商住房卖不掉怎么办？我就没有钱交首付了。” “没有卖不出的房子，只有卖不出的价儿。到时候降个一、二十万，肯定能卖出去。”中介强调，就以往市场的理性判断，正确的做法一定是先买再卖，先卖再买是错误的。 第二笔定金30万元是朱莉母亲出的，交完定金，同一天，朱莉收到了商住房买家支付的10万元定金，并签订了一份甲乙丙三方的合同，后一步的网签定在3至5天，完成房屋核验之后。 罗琦的商住房，买家是一对70后夫妇，他们名下各有一套房，即使假离婚也没有资格再买民用住房。 这对夫妇举两个全家之力，花费385万元买下了罗琦的房子。 朱莉说，他们两个人名下的两处房子加起来不到50平，买这套房子是为了给老人养老。 3月26日，北京商住房限购政策出台。“对，‘326’。”罗琦说，一个‘317’，一个‘326’，就是这两波新政……” “326”同样要求“认房认贷”，在京无房是一个首要条件，70后夫妇失去了购买资格。 朱莉答应10万元定金全额退还。 朱莉向律师咨询，这种情况并不属于合同中的“不可抗力”，朱莉可以只退5万定金，也可以要求违约金。 朱莉同样面临着非合同“不可抗力”，但那是“事实上的不可抗力”。他们已经没有钱支付首付。
60岁大爷准备起诉朱莉违约，除了定金50万元不予退还，还有47万元违约金。 朱莉想，“一个北京本地的老大爷，和我在北京打官司，我肯定不占。”律师也告诉她，根据已经签署的合同，朱莉填写的贷款数额是88万元，考虑到政策影响，贷款的年限降低，贷款差额只有7万元，这不足以被认定为无效合同。 但在现实中，朱莉已经无力支付300多万元的首付款，即使作为京籍首套房，朱莉能够支付35%的首付款，同时作为一个刚刚工作一年半的应届生，工资低，贷款超限也贷不了。
3月30日晚11点多，朱莉终于和甲方和解，老大爷退给朱莉定金30万元，朱莉还给了妈妈。“留学已经花光了家里的积蓄，现在只觉得对不起爸爸妈妈。”
中介也将13万元中介费全额退给了朱莉。“以前都说黑中介，没想到中介会这么好，他们一直觉得很抱歉，不知道政策会是这样。” 但朱莉觉得他们以前说得不对，“先买后卖和先卖后买，怎么都不对。” 老大爷的房子已经从3月14日的市价500万左右，涨到了540万左右。“其实我毁约对他有好处，我要是他，就不会这么为难别人。”朱莉后来才得知，“中介已经没时间卖房了，现在有两万多个纠纷单要处理。”这是朱莉的中介经理告诉她的。 老大爷的房子即使涨钱，再挂上去也很难卖出。“中介说，价格上去了，但是成交量下来了90%，这些天基本休市了。” “估计大爷的房也砸手里了。”知道这种情况，朱莉也不怎么怪他了。“全都一环一环被套住了。” 这可能是的结局。 朱莉刚刚退了一张去往重庆的机票，她本来约好朋友来一次结婚前的单身旅行。她也取消了去日本的蜜月旅行，准备过省吃俭用的生活。
一个名为房东俱乐部的账号3月31日7点06分发了一条微博：“我们每一个人在时代洪流、社会机器面前，都显得卑微、渺小。”